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进入了重新审视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张闻天同志的遗孀刘英，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两封恳切的信函。这两封信简短而直接，主要内容是恳请中央将已故三年的丈夫张闻天的骨灰迁回八宝山，并出版他的著作，旨在为其正名。信件分别寄给了当时的中央领导陈云以及中央本身。
陈云收到信后，立即在信上批示了“完全应该”这四个字。简短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位资深革命家对另一位革命家的深刻理解和无言的支持。
不久后，中央决定为张闻天以及彭德怀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举办追悼会。紧接着，老干部局的郑伯克亲自上门，向刘英传达了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单独举行追悼会。刘英听到这个消息后，情不自禁地紧握住郑伯克的手，眼中闪烁着感动与泪水。
同样，正在杭州疗养的陈云也接到了通知，中央询问他是否愿意出席并发表悼词。陈云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并且非常重视这一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多次过问筹备细节，他坚持要求追悼会必须庄重而隆重，以充分表达对张闻天同志的尊敬。
追悼会的举办原本计划较早进行，但中央考虑到陈云的身体状况及工作安排，决定将追悼会推迟至8月。在追悼会当天，陈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与刘英见面后，他却突然改口表示自己并不准备致悼词，原因何在？
张闻天于1900年出生在江苏南汇，年仅17岁时，他就进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接触到了新思想与新文化，立下了拯救国家的雄心壮志。当五四运动爆发时，张闻天积极响应号召，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他通过报纸发表了多篇揭露社会弊病的文章，其中《社会问题》一文广泛传播，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批判了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压迫，推动社会进步。
1920年7月，张闻天为了追寻真理，先后赴日本和美国求学。1921年至1924年间，张闻天发表了超过50万字的文章，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凭借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他迅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文章不仅总结了他的思想和理论，也逐步坚定了他对革命和社会的信仰。
1925年，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并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利用助教职务翻译了大量俄文书籍。遵义会议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之一，他坚决支持的正确主张，为确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后，张闻天三次主动让贤，推举担任党内领导职务。此举展现了他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1930年初，张闻天和陈云因共同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工作而结识。两人不仅都是政治局常委，肩负着重要的革命使命，还因同是上海人而有着很多生活上的交集。1933年1月，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组织决定将机关转移至中央苏区，张闻天和陈云与其他同志一起，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中央苏区瑞金。
1935年6月，在飞夺泸定桥胜利后，张闻天找到陈云，郑重地托付给他一项秘密任务——让他返回上海，重建白区党组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并增补为书记处书记，重新与张闻天共事。抗战胜利后，组织决定派他们前往东北工作，两人共同制定了东北工作方针，并将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付诸实践，为东北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
东北解放后，陈云深知张闻天在经济问题上的远见，特意调他担任东北财经委副主任。两人密切合作，逐步恢复了东北经济的生机。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主动请缨，投身到外交工作中，成为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为开创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外交工作中，他坚守原则，维护国家尊严，展现了员的担当与胸怀。
张闻天和陈云虽然各自分担不同的工作职责，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一直未曾改变。有一次，陈云赴苏联访问，特意拜访了张闻天。两位老友亲切交谈，回忆往事，张闻天坦言自己更想做经济工作，陈云则打趣道，“那得问毛主席同意才行。”这段对话不仅表现了老友之间的调侃，也显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理解与支持。
张闻天的生活始终简朴无华。尽管身处高位，他依然保持着朴素的作风，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也没有为亲戚和子女寻求特殊待遇。1976年，周总理逝世，未能再见一面，成为张闻天心中的遗憾。悲伤与痛苦交织，让他的身体日益虚弱，心绞痛频繁发作，几度被紧急抢救，家人们焦急地守在床前，盼望他能恢复健康。
尽管病魔的折磨让张闻天痛苦不堪，但他对生死看得十分坦然。他曾对妻子刘英说：“我已75岁高龄，突发事变并非不可能……”然而，疾病的折磨逐渐让他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甚至连吃饭也成了难事。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张闻天开始安排身后事，叮嘱妻子刘英将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
刘英听后，眼泪涌出，但她强忍着悲痛轻轻点头。张闻天并未完全放心，他吃力地拿起纸笔，颤抖着手写下自己的遗嘱，最后用力签下了名字。7月1日，他早早醒来，清楚记得今天是党的生日，心中感到一丝安慰。中午稍作休息后，他再次让秘书朗读《参考消息》，尽管视力和听力已经衰退，秘书只能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傍晚时分，他突然感到有些饥饿，于是让秘书准备晚饭。
然而，当刘英走到床前时，发现丈夫的双眼紧闭，怎么呼喊也没有反应。她心中一沉，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张闻天已经离世，享年76岁。刘英几度悲痛晕倒。根据张闻天的遗愿，她将丈夫所剩的4万元存款全部上交，作为党费，这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最后礼物。
张闻天去世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未能及时举行追悼会。直到1979年，中央才决定为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举办追悼会。原本计划由陈云亲自主持并发表悼词。作为中央领导，陈云的身份象征着追悼会的规格和严肃性。然而，在北京与刘英见面时，陈云提出让来致悼词，这一决定令在场的人感到惊讶，但其实它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智慧和考虑。
张闻天不仅是杰出的革命家，也是党的重要理论家。他的思想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他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经济观点。陈云深知，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关头，由致悼词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不仅体现了张闻天理论贡献的传承，也为追悼会赋予了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最终，接受了这一提议。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如期举行，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张闻天为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